温州草根金融的自发“改革”
质押履约担保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金融创新”，也只有温州人能够想得出来。
2006年，在公众视线里消失了十余年后，方培林再次勇立民间借贷创新潮头，从“搅动金融市场化”的“吃螃蟹者”变身为自称的“老狐狸”——方培林这次不玩钱庄——“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和“诉讼保全担保”业务，是这位温州草根金融界种子选手，隐市多年之后的得意之作。
“它巧妙地将民间金融纳入合法轨道和银行监管体系。”一位关注温州民间金融方向的专家认为。以方培林为代表的温州“草根金融”派，在温州民间金融的各个阶段，摸索出了一部活生生的民间金融史。
在此前提下，利率浮动、钱庄、抵押担保、还有温州“银背”与规范化私募机构的合作，都是温州草根金融在政策与需求之间，重续温州民间金融自发改革史的系列举措。
“命悬一线”的改革
“当桃子快熟的时候，首先活跃起来的是那些投机商和资本家。”曾两次辞官下海的前温州市委办公室主任王运正，当时亲历了温州“钱庄”出现这段难忘的历史。
他透露，当年的钱庄一直是命悬一线，在“同意试办”、“先不试办”、“可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允许试验，下不为例”、“私人钱庄应允许试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等等完全对立的指示中游走。
当时除了由金融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以外，体改委，农业办都可以审批金融机构。温州体改委批给“方兴钱庄”前面加了“试验区”三个字。
有了这柄尚方宝剑，温州市人民银行给上面的报告是：“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予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混乱。”
最后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率先在温州施行利率改革试点。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唯一的一次实行利率浮动，温州也由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设立民间利率监测点的试验区，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
而数年后，杨嘉兴第一个在温州创办了鹿城城市信用社。“温州的金融体制改革，就让你先来试点好了！”对杨嘉兴说这话的是前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当时乐清抬会风潮余波未平，“决策者在这事上的勇于承担，体现了一种极其朴素而又负责任的力量。”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等创新金融出现温州之后，之前一直未表态的温州市银监局负责人终于开口承认，“银行存单质押”设计比较巧妙，没有违反现有的法律法规。《担保法》司法解释“反担保可以是债务人，也可以是其他人，反担保方式可以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也可以是其他人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者质押。”
该条文中的两个“其他人”给“银行存单质押”业务提供了法律支持。这项业务的设计一方面巧妙利用了“其他人”的法律概念，另一方面又利用了银行前期对借款企业的资信评估，以及存款人对银行的信赖，使企业、居民个人、担保公司和银行捆绑成利益共同体。
1%的理论想象
温州民间金融市场上主要的组织形式有：民间自由借贷、民间合会、银背、私人钱庄、农村基金会、企业社会集资。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顾问公司等。
“质押履约担保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金融创新’，也只有温州人能够想得出来，而且，做得很巧妙，把民间金融也包括进去了，理论上这是有1%的可能性。”一直跟踪研究温州民间金融的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大学社会学博士张翔说。
“银行可多吸收存款，借款人得到了需要的足额资金，存款人得到了担保公司给予他的额外收益，担保公司取得了佣金，而对民间借贷也起到了平抑利息的作用。”按照方培林的说法，如今的创新突破和当年敢为天下先设立钱庄一样，只不过来自于对国家相关法律的逐字逐句研究。
无独有偶，在温州一些商会，纷纷出现了一种称之为“联保模式”的融资方式，其会员单位可以通过商会指定的担保公司获得低于市场成本的融资通道。
商会“联保模式”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发强烈关注。正面的评价是，商会联保贷款是一次有益的金融创新，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新途径。与此同时，由于业已存在的“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的规定，业界对于“联保模式”的质疑也甚嚣尘上。
事实上，“联保模式”旨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被业内称之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窟窿”。“缺乏介于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之间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融资投资公司，”一位银行人士说，“这个特殊的金融机构应既搞融资又搞投资，不吸收公共存款。”
“而目前的形势还是有些微妙，一方面经济学家一直呼吁办民营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绝不会轻易开这口子。”这位人士透露，类似的担保公司的出现，有可能会弥补这个“窟窿”。
草根金融依然“边缘”
“不过，这里面风险仍然很大，无论银行监管部门支持与否，都没有相关法律承认其金融机构地位。”张翔对担保公司的未来发展仍然持观望态度。
“事实上温州的31家担保公司都在动脑筋，但是做成功的几乎没有，有的担保公司亏得很厉害。”即使方兴担保公司能敲开睡眼惺忪的商业银行资金大门，但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类似举措仍是没有法制保障的。
以方培林为代表的草根金融已经意识到了可能的风险。不久前，对温州民间信用颇感兴趣的中央银监部门某官员走访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得知消息的方培林匆忙赶来与该官员一会。
一个是背靠“大树”研究政策法规具有前瞻性的银监局官员，一个是来自民间嗅觉灵敏的“草根”金融实践者，两人的会面，颇有深意。
交谈中，方培林表达了温州草根金融共同的声音，“不要求也不奢望国家的‘特殊’政策，我们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我们只要求有个‘合法’化的身份。”遗憾的是，该官员并未正面回应。
“应该说温州的做法是吻合了民间信用，整合了民间金融的无序。就信用而言，现在的担保信用是非正式信用，所以叫草根信用，相比，银行就是树根信用了。”上述官员指出，“如果监管部门觉得类似金融创新风险很高，势必会加以严格监管。”
事实上，温州的所有草根金融们最初也担心过，监管部门是否会怀疑他们利用担保变相提高利率。 “操作路线明晰，信用循环就在银行可控范围内。监管部门考虑的是，担保的风险是否会大到一定程度引发问题。”对于这一最担心的政策风险，上述官员指出，关键还是在于操作路线是否明晰。
“只要把信用，通过组合、推广、分拆，每个关节点联系起来，风险在控制范围内，很多做法都可以参考。监管部门并不会去在乎担保机构盈利与否，只要在规定的民间利息范围内。剩余问题就只是你的利益如何去执行了。其实这相当于给孙悟空画的那个圈，只要在圈里边，无论你做什么，不出来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