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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米尔顿·弗里德曼

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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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03 只看该作者

《自由选择》——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自由选择》中文版面世20多年之后，以出版经管类图书闻名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拟重新翻译出版该书，并由我这个经济学后学来翻译，我的心情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够翻译这样一部出自经济学大师之手的名著，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忧的是，深恐自己学力不逮，若不能准确、传神地将本书译成中文，则不仅有负出版社重托，而且对读者也是一种抱愧。几个月以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电脑前翻译《自由选择》，个中甘苦，只有译者自知。
【作者简介】米尔顿·弗里德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他与夫人及长期合作者罗丝·弗里德曼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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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03 只看该作者

译者序(1)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自由选择》一书的主要作者米尔顿R26;弗里德曼，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众所周知，米尔顿R26;弗里德曼于1976年荣获经济学最高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是弗里德曼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的重要原因，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自1969年瑞典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截至2007年，荣获这一奖项的总人数已达61人；但是，即便是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全部61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如果非要列举，大多数人也只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几个最著名的人物：萨缪尔森、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科斯、斯蒂格利茨……其他的，可能就要想一想了。当然，专攻计量经济学的肯定最先想起克莱因，专攻博弈论的肯定最先想起纳什，专攻国际金融的肯定最先想起蒙代尔……但是，只要是学过经济学的，肯定不会想不起弗里德曼。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可称做经济学“大师”的话，那么，弗里德曼无疑属于极少数“大师中的大师”。

　　或许有人会说，弗里德曼曾于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这是中国人对弗里德曼不陌生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与其他到中国访问、讲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比，弗里德曼访问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早的，那时我们的思想还不像现在这么解放，而且他本人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动辄便对广大中国学生作演讲。关于三次访华的细节，可参阅《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再者，近年来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纷纷到中国来访问、讲学，其访问次数、讲学规模，较之弗里德曼都更多、更大，若就此而论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力，这些经济学家应比弗里德曼更大。

　　从学术上来讲，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贡献，毋庸我在此赘言，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弗里德曼颁发诺贝尔奖时已对其贡献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对消费的分析和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

　　但是，弗里德曼在世界上获得巨大的声誉，似乎也不应单单归因于他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认为，弗里德曼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之所以会获得巨大的声誉，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一个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学者，总会或多或少地持有某种信念。持有某种信念、坚持某种信念并不难，难就难在“一以贯之”。一以贯之，不仅意味着不能屈从于政治权威或学术权威，而且也不能屈从于某种“风气”，不能“跟风”，不能“赶时髦”；一旦认定某种信念，就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和决心。不“跟风”，不管是“政治之风”，还是“学术之风”，都不去跟，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强的毅力的。不“跟风”，轻者招致学界同仁的白眼、冷落、误解；重者，可能生活上窘迫、精神上孤寂。弗里德曼在美国便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备受学术界冷落。从20世纪50年代起，弗里德曼便开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正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一统江山”的时代，弗里德曼的主张无疑属于异端，因此他称自己常常在“充满敌视的气氛中演讲”。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了“滞胀”的尴尬局面，奉行已久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低增长与高通胀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在此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念重新获得了声望，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接二连三地授给自由主义经济学家。1974年获奖的哈耶克与1976年获奖的弗里德曼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

　　一般认为，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两个学派对经济现象的认识、所用的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在坚持自由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方面，两派是一致的。哈耶克的经历与弗里德曼颇有几分相像，两人都对自由市场制度“一以贯之”地坚持，并且都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两人都十分长寿，哈耶克活了93岁（1899—1992），弗里德曼活了94岁（1912—2006）。

　　如果说哈耶克在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偏离纯粹的经济学而转向政治哲学、法学、心理学等广阔的研究领域，从而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道德哲学家的话，那么，弗里德曼则自始至终都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因此，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在150名经济学家的投票中，弗里德曼被评为“20世纪仅次于凯恩斯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毫不过分的。

　　2006年11月16日，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R26;弗里德曼逝世，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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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04 只看该作者

译者序(2)

　　关于《自由选择》一书的基本情况，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缘起是同名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的拍摄，而它的写作过程则与电视片《自由选择》同步。弗里德曼夫妇称，《自由选择》是他们写过的唯一一部有截稿期限的书，而且是用口语而非书面语写成的，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它比他们写过的任何一部书都畅销。1980年，《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首次出版，之后分别于1981年和1990年再版。该书出版后当年便成为畅销书，据作者估计，在美国各种版本的《自由选择》销量超过了100万册。而且，《自由选择》迅速被译为各种文字，中国大陆也在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中译本。

　　在《自由选择》中文版面世20多年之后，以出版经管类图书闻名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拟重新翻译出版该书，并由我这个经济学后学来翻译，我的心情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够翻译这样一部出自经济学大师之手的名著，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忧的是，深恐自己学力不逮，若不能准确、传神地将本书译成中文，则不仅有负出版社重托，而且对读者也是一种抱愧。几个月以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电脑前翻译《自由选择》，个中甘苦，只有译者自知。

　　此次翻译是译自1990年版《自由选择》，并且，针对国内读者的需要，以页下注的形式加了不少译者注。翻译过程中，参阅了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由选择》，受益良多，在此，我对前辈译者胡骑、席学媛、安强等致以深深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自由选择》一书的部分内容，由于受时代背景、社会氛围等方方面面的局限，难免观点偏颇。但是，为尊重原著起见，基本上不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删节。个别观点激进之处，稍作了少量的处理。相信广大读者自会有所取舍，因为我们的读者是成熟的读者。

　　为了本书能够顺利翻译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编辑做了大量辛苦、细致的工作，我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如有翻译不确之处，尚祈学界师长、同仁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张琦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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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07 只看该作者

序言

　　10年前，《自由选择》一书首次出版时，我们充满了乐观主义情怀，将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当时我们认为，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信仰集体主义转向信仰个人主义和私人市场机制。但我们未敢奢望这一潮流转变得如此迅猛。

　　10年前，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计划经济在创造物质财富和增进人类自由方面，是一种可行的，甚至是最有生命力的体制。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这么认为了。当然，在意识形态上信仰计划的情形仍然存在，但仅限于西方世界的一些大学以及其他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当中。10年前，许多人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建立在私人自由市场机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大有缺陷的制度，它既无法创造出为人们广泛分享的物质繁荣，也无法提供广泛的人类自由。但到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繁荣和自由。

　　既然《自由选择》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在今天已成为人们惯常的看法，那么本书是否过时了呢？是否没有出版的必要了呢？回答是否定的！惯常的看法是改变了，但惯常的做法却仍未改变。

　　在过去10年里，尽管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在改变政府过度干预的政策实践（近几十年来涌现出大量这样的实践）方面，各国政府，都进展得十分缓慢。国民收入中用于政府支出（假设这些支出真的是为了公众利益）的份额，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许多国家的这一份额甚至仍在继续上升。就美国而言，这一比例在1980年为40%，1988年为42%，其间的1986年曾一度高达44%。无独有偶，控制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府管制活动仍然杂芜繁多，并没有多少松动的迹象；《联邦纪事》记录了全部的管制活动，这部文献在1980年新增了87 012页，1988年新增了53 376页。用《独立宣言》中的话来说，我们的政府仍然在继续设立“新官署”，并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资料”。这几句译文转引自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第27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注关于国际贸易的种种限制，我们在《自由选择》第2章中曾经分析过，近来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对价格和工资的管制，尤其是对汇率的管制，目前已经消除或者有所减少，但又增添了其他方面的管制。美国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成本更加高昂，因此亟待改革（第4章）；对学校教育体制来说也同样如此（第6章）。旨在“保护消费者”和“保护工人”的各种机构，其实际效果还是适得其反，对那些真心实意支持这些机构的人而言，可谓是事与愿违（第7、8章）。在上述这些领域以及其他领域，过去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惯性冲力，以致相反的观念和舆论仍然占不到上风。

　　要说美国在哪个领域有所进步的话，那就要数通货膨胀了；当然，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率都普遍降低了。就美国而言，通货膨胀率从原来的10%以上降到了5%以下。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克服，因而，我们在第9章分析过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后果以及治理等内容仍然有意义。要想确保当前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不是昙花一现，很有必要读一读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目前已取得的各项成就，还谈不上有什么大的飞跃，要说真正的大转变，应该是在未来。自由市场体制在未来几年内的扩张可能要快得多，这在10年前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一部阐述自由市场机制如何运作、自由市场的优势何在、如何消除妨碍其有效运作的障碍的著作，与10年前相比，可能和眼下的关系更为密切。

　　本书中引用的某些数据以及参考文献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不做根本的修改。对这部书进行彻底的修订，并将这一期间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囊括进来，使其与时俱进，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已无力再做这一工作。与其做一些表面上的修订，还不如一仍其旧，原样付印。书中偶有陈旧之处，希望不至于影响读者对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对10年前的读者而言，书中的有些内容像是乌托邦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我们相信，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可能正是一幅指导未来实践的美好蓝图。《自由选择》能够重新出版，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潮流已经转变了，但要想使人类自由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一股更加势不可当的滔滔洪流。

　　米尔顿R26;弗里德曼

　　罗丝R26;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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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07 只看该作者

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思想渊源有二：一是我们早些时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二是与本书同名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我们考察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作用，竞争性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自由市场体系中的私人企业来组织大规模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手段，它是一种经济自由体制”。书中明确阐述了，在一个自由社会当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道：“通过严格的自愿交换机制所无法实现的目标，或者很难实现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应通过政府这一机构来实现？我们提出的原则，并非是要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来标明这一程度。凡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每提出一项政府干预计划，我们都应该列表陈其利弊，之后进行比较权衡。根据我们提出的原则，便可明白哪些是利哪些是弊，以及各项利弊条目该被赋予多大的权重。”

　　为了说明这些原则的实质，同时给出其具体应用，我们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考察了一些具体问题，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在教育问题上应该起什么作用，资本主义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缓解贫困等。

　　如果说《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内容比较抽象的话，那么《自由选择》的内容则更为具体。读过《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朋友会发现，贯穿在这两本书中的思想会在《自由选择》中体现得更加完整，更加充分。本书更多地考察了各种现实问题，纯理论框架式的论述较少。此外，本书借鉴了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新成果大多来自经济学家，像安东尼R26;唐斯（Anthony Downs）、詹姆斯R26;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戈登R26;塔洛克（Gordon Tullock）、乔治R26;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加里R26;贝克尔（Gary SBecker），等等。他们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学进行研究，其工作是令人振奋的。在本书当中，我们将以同一视角来看待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我们将二者均视为市场，其结果均由追逐其自身利益（广义的自身利益）的个人间的相互作用来决定，而不是由那些人们宣称为有益的社会目标来决定。这一点是暗含在全书当中的，在最后一章我们会明确提出。

　　同名电视系列片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完全相同：本书的10章内容与10集电视节目一一对应，且各自的标题也完全相同（最后一章除外）。但是，书籍和电视节目毕竟不同，二者各有各的特色。由于节目时间所限，书中探讨的许多内容在电视节目中只能删掉或点到为止。因此，书中的内容系统性更强，也更加全面。

　　电视媒体这一表现形式是富于感染力的，它可以触动你的情感，吸引你的注意力。但在我们看来，若用来教化人和说服人，那么印在纸面上的文字则更为有效。在一本书籍当中，作者可以从容地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不必顾忌墙上的挂钟走了多长时间。读者在阅读书籍的过程中，可以随时停下来进行思考，也可以随时回过头来重读某段文字，更不会因电视画面对情绪的感染而分散注意力。

　　要说有谁能在一夜之间（或者连续10个晚上，每晚1小时）便被说服，那么他绝不是真的被说服了。因为一旦遇到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人，两人聊一个晚上，他的观念可能又转变回去了。真正能说服你的人，只有你自己。在闲来无事的时候，必须反复琢磨这些问题，不断思考、比较各种观点，如此长期坚持下去，你对某一观点一时的偏爱才能转化为坚定不移的信念。

　　米尔顿R26;弗里德曼

　　罗丝R26;弗里德曼

　　佛蒙特州伊利

　　197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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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08 只看该作者

导言(1)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移民定居新世界之后，美洲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这些移民来到美洲的目的各异，有的是来探险，有的是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迫害，有的纯粹是为了自己和子女们生活得更好。

　　移民潮开始时不过是涓涓细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移民速度逐渐加快，到19世纪终于汇集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千百万人横渡大西洋而来，另有少部分人横渡太平洋而来，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不堪忍受贫穷和专制带来的苦难，同时也是因为对美国的自由和富裕心向往之。

　　移民们来到美国时，并没有看到金砖铺地，也没有过上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自由和机遇，从而可以完全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着艰苦奋斗、精明强干、勤俭节约，外加一点运气，他们大多都实现了自己先前的期望和梦想，给亲朋好友树立了榜样。

　　美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历史；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因为美国把两套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可能出于某种奇异的巧合，两套思想观念都在同一年面世，这一年便是1776年。

　　第一套思想观念体现在《国富论》这部伟大著作当中，正是这部书把苏格兰人亚当R26;斯密（Adam Smith）推上了现代经济学鼻祖的地位。书中分析了，市场机制如何能够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提供衣食住行等经济生产活动中所需的合作和协作结合起来。亚当R26;斯密关键的洞见是：只要协作是完全自愿的，那么交易双方就都能获益；除非交易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所有人都能通过协作获益，而这种协作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力、强制，也不必侵犯个人自由。正如亚当R26;斯密所说，每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1

　　此段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译者注

　　此段转引自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第26页，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注第二套思想观念体现在《独立宣言》当中，由托马斯R26;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这一宣言，表达了那一代人的普遍看法。《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人人有权追求其自身价值”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R26;斯图亚特R26;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一种更为极端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2

　　此段转引自约翰R26;穆勒著，许宝骙译《论自由》，第10~1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译者注可以说，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围绕着《独立宣言》中的原则和理念而展开，是努力将这些原则和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打了一场血腥的内战才解决这一问题）到追求机会平等，再到近来的追求结果平等，都反映了这种努力。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由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因此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如果经济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手中，那就必然导致专制、暴政。

　　19世纪，经济和政治自由结合在一起，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岁月。相比之下，美国甚至比英国更加繁荣，它的历史非常简单、清白：等级和阶级的历史残余较少；政府的束缚较少；土地更加肥沃，人们更有动力和活力去开发、去创造；并且还有一片广袤的大陆等待人们去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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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08 只看该作者

导言(2)

　　自由的生命力，在农业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清二楚。《独立宣言》发表之时，美国只有不到300万人口，他们的祖先均来自欧洲和非洲（不考虑印第安土著），这些人全都居住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活动；要养活本国居民，并且要有一定的剩余农产品出口以换取外国商品，就需要9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今天，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不足5%，但却养活了2.2亿国民；并且，其剩余农产品之多，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迹的发生？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命令。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靠中央命令；在这些国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从1/4到1/2不等，然而它们到头来还是要从美国进口粮食，由此才能避免大规模饥荒的发生。就美国来说，在其农业生产迅速扩张的大部分岁月里，政府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国确实开发了不少新的土地，但这些土地先前都是极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世纪下半叶，政府划拨出一些公地，成立了若干农学院；这些农学院靠着政府的资助，传播农业信息和农业技术，以此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但是，农业生产创新的主要源泉，仍然是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私人主观能动性，自由市场是面向所有人（除了奴隶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耻辱）开放的。奴隶制废除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最快的增长。数百万人从世界各地移居至美国，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可以选择为自己工作，做一名独立的农场主或独立的商人；也可以选择为别人工作，只要双方都同意工作协议的内容。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新技术，尝试失败就自担风险，尝试成功便可获利。他们很少受到政府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极少受到政府的干预。

　　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大萧条，在萧条期间和萧条之后，政府在农业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产量，由此把农产品价格人为地维持在较高水平。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由自由激发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新机械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反过来，工业革命又有赖于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于是工、农业便相互促进，齐头并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集权政府的权力视为对普通公民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保护公民免受专制政府的暴虐统治是必需的，而且永远都是必需的。这正是《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和《美利坚合众国权利法案》的宗旨所在；正是《合众国宪法》规定权力分散化的意图所在；也正是英国的法律结构自13世纪颁布《大宪章》以来至19世纪末不断发生变化的动力之所在。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杰斐逊心目中的政府，在其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1801年）表述得清清楚楚，他说：“政府应当是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防止人们之间互相伤害；但在其他方面，它应当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允许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事业。”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带来的成功，使它们对后来的思想家的吸引力日趋减少。到19世纪末，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它几乎没有什么集中的权力可以威胁到普通公民。但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使那些心地善良之人大显身手，做一番善举。然而这个世界并非完美无瑕，仍然有许多恶人恶事。实际上，社会愈加进步，恶人恶事就愈加显眼，愈加可憎。人们总认为社会进步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去仔细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进步。他们已经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会给自由带来威胁。相反，人们总惦记着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权力掌握在“好人和能人”手中，政府便可大有作为。

　　到了20世纪初，这些思想观念就开始对英国的政府政策产生影响。而且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接受这些思想观念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之前，它们对美国的政府政策并未产生多少影响。我们在本书第3章将会看到，美国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败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其实自建国以来，政府在货币领域就一直在行使权力。然而，不论是当初还是现在，人们都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大萧条的爆发应负有的责任。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大萧条的爆发正是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失败所导致的。这种谬论使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一道，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相对责任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此前，人们普遍强调个人责任，强调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现在却强调，个人不过是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无足轻重，只能听凭外界力量的摆布。此前人们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其作用是防止个人之间彼此伤害、相互强制；而现在却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家长，既是家长，就有义务强迫一些人帮助另外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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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09 只看该作者

导言(3)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思想观念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发展方向。从地方到联邦，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在扩大，权力都在扩张；同时，权力和权限不断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政府逐渐承担起了收入再分配这一任务，打着保障、平等的旗号，从一部分人手中拿出钱来转发给另一部分人。为了“管理”我们“在工业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果”，政府接二连三地制定各种政策。这样做，其实是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过来了（见第7章）。

　　这样做本是出于好意，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增进个人利益。但是，即便是最支持福利的父爱主义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践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就像在市场上一样，在政府领域，似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其作用方向与亚当R26;斯密提出的那只手恰恰相反：一个人若想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公共利益，那么他便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来增进私人利益，而这却是“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一结论，将在本书各章中得到确凿而彻底的证明。我们将详细探讨政府运用其权力进行干预的各个领域，诸如追求社会保障（见第4章）、追求平等（见第5章）、促进教育（见第6章）、保护消费者（见第7章）、保护工人（见第8章）、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见第9章）等。

　　此段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16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译者注用亚当R26;斯密的话来说，到目前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3迄今为止，亚当R26;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强有力的，其强大足以消除政治领域里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起到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

　　近年来出现了增长放慢、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这自然引发了一个疑问，即如果我们继续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同时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继续授权给公仆这一“新阶层”，把我们的钱财更多地交由他们支配的话，那么私人的创造力能否一如既往地消除政府管制带来的削弱作用呢？或者说，能否一如既往地克服其恶果呢？我们的答案是，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繁荣，迟早会毁掉《独立宣言》中以雄辩庄严的口吻宣告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

　　当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美国国民，我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究竟要不要在“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里希R26;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此为其著作命名，该书见识深刻、影响深远——上减速慢行；或者，究竟要不要对政府权力施以更加严格的限制，从而更多地依靠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协作来实现我们的目标。长期以来，人类大多陷于集权专制的苦难深渊，即便是今天，饱受集权专制之苦的人仍不在少数，难道我们还要再次陷入这一深渊而结束我们的黄金岁月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远见和勇气来改弦更张，从经验当中学习，从“自由的重生”中获益呢？

　　如果我们想要做出明智的选择，那就必须对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则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经济体制的原则即亚当R26;斯密提出的原则，它说明了一个高度复杂、高度组织化且运行平稳的经济体制，为何能够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发展繁荣起来；它说明了如何在不依靠强制的前提下实现人们之间的协作（见第1章）。政治体制的原则即托马斯R26;杰斐逊提出的原则（见第5章）。我们必须明白，用中央命令来代替自愿协作为何会带来种种弊端（见第2章）。我们还须明白，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值得庆幸的是，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和西欧各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政府的危害所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先前采取的种种政策表示不满。这一转变并不仅限于观念上，现实政治层面也开始有所转变。对议员们来说，持不同的论调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对其政治生涯越来越有利了。舆论导向也在发生重大转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促成其事，说服民众更多地依靠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彼此间的自愿协作，而不是依靠极端、彻底的集体主义。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探讨了在民主政体之下，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为何还会凌驾于人民普遍利益之上。此外还探讨了，为了矫正这种后果，我们应当如何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既对政府施以限制，同时又使其能够履行基本职能（即保卫国家不受外国敌对势力的侵略和破坏；保护每一位公民免受其他公民的强制；裁决国内各种争端；使?家能够一致认可应当遵循的准则等）。

　　注释

　　1.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All page references are to the edition edited by Edwin Cannan，5th ed.（London：Methuen & Co.，Ltd.，1930）.

　　2. On Liberty，Peoples ed.（London：Longmans，Green & Co.，1865）,p.6.

　　3. Wealth of Nations，vol.I，p.325（Book II，Chap.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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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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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0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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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每天都会为了吃、穿、住，或者干脆为了享受而消费数不清的商品和劳务。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想买这些东西就总能买得到，而从未停下来想一想，究竟有多少人为了提供这些商品和劳务，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努力。我们从未思考过，街角的小卖店（或今天的超市）如何能将我们想买的物品都摆上货架，也从未思考过，我们大多数人如何能够赚到钱去买这些物品。

　　人们很自然地假定，必定有某个人在发号施令，以确保“适当”数量的某种“适当”的物品被生产出来，并摆在“适当”的地点。发号施令确实是一种协调人众活动的方法，通常在军队里就是如此。在军队中，将军下达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给士兵。

　　但这种下达命令的方法，仅在很小的群体中才可能成为一种专门的或主要的组织方法。即便是家中最具家长制作风的一家之主，也无法完全通过命令来控制家庭成员的每项活动。也没有哪支庞大的军队可以完全通过命令来运作，军队里的将军显然无法掌握指挥最底层士兵的每一项行动所必需的信息。在军队命令体系的每一环节，下级军人（不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形做出审慎的判断，而这些关于具体情形的信息，却是下达命令的长官所无法掌握的。命令必须辅之以自愿的配合，这种配合并不是很明显，同时也很微妙，但却是协调众人的活动所必需的更为根本的手段。

　　苏联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命令组织起来的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即中央计划经济，但这其中虚构的成分远多于现实。在苏联经济的每个层面上，都有自愿的协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或是抵消其刻板僵化的规定，当然，这些自发的举措有时是合法的，有时则是非法的。1

　　在农业方面，国家农场中全职工作的农业工人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家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庄稼、饲养家畜，其收获或用于自家消费，或拿到相对“自由”的市场上出售。这些私人的小块土地在整个苏联的农业用地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但据说其产出却占全国全部农场产出的1/3（之所以说“据说”，是因为很可能有部分国家农场中的产出，像私人小块土地上的产出那样，私下里在市场上进行了交易）。

　　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很少被命令去从事某一特定的工作，在这一意义上鲜有对劳动力的实际指派。并且，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工资水平，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主动申请，这一点很像是资本主义国家。受雇之后也可能被解雇，当然也可以主动辞职去做自己更喜欢的工作。实际上有数不清的限制条件决定了谁在哪里工作，虽然有无数的地下工厂为广泛存在的黑市服务，但毕竟法律上是禁止任何人开业做老板的。主要依靠强制手段对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分配是行不通的，况且也无法将个人的经营活动完全压制下去。

　　在苏联，各种工作的吸引力大小常常在于其能提供多少法外的或非法的兼职工作的机会。一位莫斯科居民家中若有哪个设备坏了的话，等国营的维修公司来修理，可能要好几个月。但他可以找一位兼职的修理工，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在国营维修公司工作的。这样一来，自家的设备马上就可以修好，兼职的修理工也可以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如此对双方都有好处。

　　尽管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这些自发的市场因素还是日渐繁荣地成长起来，因为要彻底灭绝这些因素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私人的小块土地是可以被禁止，但只要想想20世纪30年代严酷的大饥荒就足以使人明白这样做的代价。现在，苏联经济很难再说是高效率的典型了，如果没有这些自发的（市场）因素的话它将在更低的效率水平上运行。近来在柬埔寨发生的状况令人痛心地表明，试图完全取消市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正如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完全依靠命令原则来运作一样，也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完全依靠自愿的合作来运作。每个社会都有一些命令的成分，当然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军队征兵就是命令原则最直截了当的表现，禁止买卖海洛因或甜味素也是命令的一种表现，再有诸如指定被告终止或采用某种特定的行为这样的法庭秩序，都属命令之列。或者，在另一极端情形下，命令也可以表现得十分微妙，如通过对香烟课以重税来劝阻人们减少吸烟，这种做法即便不是命令也至少是一种暗示，是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暗示。

　　究竟是由于专断命令的刻板僵化导致了自愿交换活动的繁荣兴盛，从而使其主要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还是以自愿交换为主要的组织原则，而以或多或少的命令成分为补充？二者不同比例的搭配，相应的结果也大不相同。私下自愿交换的存在可以使一个命令经济体免于崩溃，勉强运行下去，甚至还能有所进步。但对一个主要以命令为特征的经济体所赖以建立的专制基础来说，私下的自愿交换并不能对这种专制有多大的削弱。相反，一个主要以自愿交换为特征的经济体，内在地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质。可能在这两方面（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它都未必能充分发挥出其潜力，但就我们所知，除非自愿交换成为组织的首要原则，否则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得到繁荣和自由。当然，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自愿交换并非繁荣和自由的充分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换为首要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既没有得到繁荣也没有得到自由，即便它们在这两方面比许多专制社会取得了多得多的成就。但是，自愿交换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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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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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中小发表于 2008-7-3 09:10 只看该作者

1.1通过自愿交换进行协作

　　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做《铅笔的家世：讲给伦纳德E.里德先生的故事》，2它以寓言的形式生动地说明了自愿交换如何使成千上万的人相互协作。“铅笔——所有能够读写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通木制铅笔”，里德先生用铅笔的口吻讲述了这个小故事。他以“没有哪个人……知道我是怎样制作出来的”这样奇特的语句开始他的讲述，随后他详尽地介绍了制作铅笔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工作。首先，必须得到所需的木料，“一棵生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纹理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将原木运到铁路货站需要“锯子、卡车、绳子……以及无数的其他工具”。制造这些工具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技艺：“要有人开采铁矿、炼铁炼钢，然后制成锯子、斧子、发动机；要有人种麻，然后通过各种工序将其制成结实的绳索；要有伐木场，伐木场里有工人的床铺和脏乱的食堂……伐木场的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不知道又包含了多少人的劳动！”

　　之后里德先生又讲到将这些原木运往木材加工厂之后的故事。要将原木加工成木板，再把这些木板从西部的加利福尼亚运到东部的威尔克斯巴瑞，也就是故事中的铅笔的制作地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有了铅笔外面的木制笔杆。铅笔中的“铅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而是斯里兰卡产的石墨。经过许多道复杂的工序，石墨才最终变成铅笔中的铅芯。

　　还需要一点金属，即铅笔顶端的金属圈，那其实是黄铜。“想想要多少人吧！”里德先生写道，“他们开采锌矿铜矿，用自己的技艺把这些天然物炼成明光可鉴的黄铜。”

　　我们称做橡皮擦的那个东西在铅笔生意里叫做“插头”，一般认为那是橡胶做的，但里德先生告诉我们，橡胶仅仅是用来起黏合作用的，真正起擦除作用的是“硫化油胶”，它是用硫氯化物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产的菜籽油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

　　在叙述完所有这些过程之后，“铅笔”说道：“现在还有谁敢否认我前面的话呢？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个人知道我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成千上万的人之所以参与到制作铅笔的过程当中来，没有一个是因为他自己想要铅笔。他们当中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铅笔，也不知道铅笔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当成用来得到他们想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手段而已，我们则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铅笔而生产了那些商品和劳务。我们每次去商店里买铅笔，便是用自己的一点点劳动来交换那些为制作铅笔出过力的千百万人的每一份极少量的劳动。

　　更加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铅笔居然被制作出来了！没有人坐在指挥中心里对那些成千上万的人发号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从未发出的命令。那些人生活在世界各地，讲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甚至还相互敌视，但是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协作起来生产铅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亚当R26;斯密在200年前就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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